9月份的《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很值得一读的文章《川普的知识分子》，副标题是“为什么有些保守派开始支持川普”。
知识分子川普的难题
作者（Beinart）一开始就提了一个问题，按道理来说，川普是得不到知识分子的支持的，因为他的表现既忽视公共政策，也对自由民主的规则表示轻视。他遭到很多传统保守知识分子的批评并不让人意外，但让人意外的是，有不少传统知识分子开始支持他。
川普看上去像是美国政治生态的一个异数，因为他不合规则。事实上，在西方社会冷战结束之后，政治派别之间的差异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大家都在社会治理的细节上争论，比如医改，比如税率，比如堕胎甚至同性恋，而在民主、自由以及宗教问题上，精英之间是有共识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题，由于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所以也就没有了争论的必要。
所以选举在很多人看来也就比较无聊。
但是川普不一样，他把这些所谓政治正确的共识弃之如敝履，而他惊人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包括知识分子。
他们说川普带来了活力，他们说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教育川普的追随者的资格。
放到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来看，知识分子的这种处境并不难得到理解，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还是在苏联，都看到了大量这种例子。文章中举了米沃什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名著《被禁锢的心灵》，描述了波兰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屈从，甚至是自愿地屈从于威权的过程。
在作者看来，之所以重新要翻出来这本书，是因为美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威权的、不民主自由的氛围了。而如果川普真的当选，这就是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真问题。
知识分子的力量从何而来
知识分子的力量其实是不稳固的，因为他们一直特别尴尬。在权力和大众之间，他们试图构筑起稳固三角形的第三个支点，但是他们往往总有向两端滑落的趋势。
在一个威权社会中，虽然他们想要保持批判性，但是却依附权力而生；而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他们虽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他们真的能够批评他们的追随者吗？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知识分子与媒体（泛概念意义上的媒体，既包括传媒，可能还要包括学校、研究机构，智库等）的结合，在政治与民众之间找到了新的出路，独立的第三方地位，甚至是个人自由职业者，既与政治权力保持着距离，又可以不屈从于民众需求。
在《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川普难题其实是两个难题：其一今天的知识分子还有没有能力推动政治制度的变革，来解决工薪阶层正在面临经济困境的难题，也就是说普通人还有没有可能实现中产梦？如果这个目标不再具有吸引力，那么那一套制度，那一套政治正确的精细设计，也就是去了一大批支持的基础。
其二，知识分子真的能够批评追随者吗？
在传统媒体时代，只有他们能发声，因为传媒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盟关系，基本的关系他们说，民众听。而新媒体时代，很多人都可以说，知识分子也可以说，但是他们的对象应该是谁呢？他们还能够吸引最大多数的人吗？
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如果你不能吸引多数的人，那也就影响不了真正的决策。因为每一张选票都算数。
这正是Leo Strauss流派所不愿意看到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的，不民主固然是个问题，但是民主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阶段，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所以他才会大讲特讲君主与僭主，才会坚持讲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他带出了一批人，这些人在政府，在知识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今天川普所挑战的，正是这个传统。
而在这场争辩焦点的转换中，让更多地人看到的，之所以之前那一套政治话语看起来那么正确，不只是因为他们说的好，而是因为在他们说的这个阶段，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国家的发展处在一个上升期，听众的需求在被满足，听众的愿望看起来可以实现，所以民众愿意听。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就是硬道理，可能才是 “威权–民众–知识分子/传播”三角关系背后的真实逻辑。
大众的分化与小众的崛起，知识分子何为？
时代正在起变化，在“历史的终结”发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不仅历史的走向并未停止讨论，反而在这个原本以为最稳固的大本营反而重新翻开了老剧本。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在经历了一个将近百年的增长周期之后的动荡时期，建立在稳固共识基础上社会正在分化。
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欧美社会，是一个在基本共识上一致的社会共同体。但是伴随着中产阶级的收缩，伴随着移民问题的日益复杂，这个共识的基础正在被消解。
人们对于亚文化群体的包容是建立在这个共识基础上的，而当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文化冲突来冲击这个共识基础的时候，人群就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