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双融: 给管理者和企业的一个指南(下）
陈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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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C on 10/29/2016 Saturday
行践文化双融理念的专业人士除拥有前述的十大特质之外，还竭力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这也使得这些专业人士在超越性思维的螺旋式上升中会接受他者文化。他们一是掌握了可确保他们能在任何组织、行业或国家/地区顺利工作的理念和技能；二是拥有真诚的意愿，愿意促进自身职业能力得到最大提升，人性得到最大升华；三是拥有一种渴望，希望实现职业和生活的平衡。这里以雷诺日产联盟的主席兼CEO卡洛斯·戈恩为例。戈恩有效地引领公司在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迥异的环境下顺利运营（2001年，他还被提名为日本的“年度模范父亲”）。其他的人物还包括海尔集团主席张瑞敏、西南航空联合创始人赫布凯莱赫、日航董事长稻盛和夫，以及新加坡国父及前任总统李光耀。
MBA毕业生时常会将他们的行践心得告诉我，从中可窥见文化双融理念的具体运用。有位MBA学生从达顿商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国际商务，目前是 IBM-东芝联营企业的合伙人。他在电邮中描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反映了文化双融主义者的一些特质，包括文化理解和跨越文化差异的意识。该邮件原文如下：
最近因出差，去了不少国家，也到过好几个洲。您的文章已经翻旧了，它伴随着我的每段旅程，是我沉思和力量的源泉。【那是我的一篇期刊文章，由我2013 年管理学会上所做的演讲发展而成】不久前，我从东京回国。在东京的时候，我一部分时间在公司工作，有时则陪同一位美国大客户。我经常发现，每次介绍自己的角色时，我都完全采取关系式解释。我的工作是为双方提供帮助，让一方能够从对方获取最大利益。我的身份是复杂的，既是局外人，也是局内人，虽然有些风险，但也能创造机遇。现在，我正努力地、尽可能多地接受这一现状。
此外，EMBA学员也提供了个人的切身体验，可以说明行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双融。有位学员称，1995年，他在克罗地亚执行国际维和任务，这项任务要求参与者要懂得去了解他人，心胸开阔，乐于接受不同，不断学习。
说起文化双融，最好的例子莫过于那时候对各国维和力量进行部署。抵达克罗地亚后，我的首个任务就是和伙伴国家建立工作联系。每个国家的军事组织都隐匿着某种特定文化，而潜在的不信任引起的怀疑主义，则加深这种特定文化。很明显，为了能够完成工作，得到同仁的信任，我必须得完全理解他们的文化，包括他们心目中对我这个美军代表的心理预设。我们有分享共同的纽带，可能会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彼此的文化，但怀疑之心需要互信，才能消除，以便进一步增进关系。
也正是在那一时期，《代顿和平协定》签订，要求各 方进行大量的信息交流，以确保《协定》得到遵守。如果没有之前与各国代表所建立的信任与良好的关系，我是无法成功地履行维和任务的。这些年来，我一直牢记这段经历。
还有位学员，他的父亲曾在塔塔（Tata ）公司工作，那是印度一个大型联合企业，产品从汽车到肥皂，不一而足。这位学员对塔塔公司从福特公司收购捷豹路虎业务这一案例进行思考，发现塔塔公司在适应全球化、适应印度转向开放经济体的过程中，体现出讲究融合和均衡现象。
塔塔决定行践文化双融的理念，这家公司并没有将印度的理念强行塞给西方，而是让自己去面对新的思维方式，接受来自西方的观念与最佳实践。塔塔公司带来了印度在关注顾客和员工方面的成功经验，这与捷豹路虎所采取的掉头计划不仅吻合 ，还是一种有益补充。塔塔有意识地不去打破那些运转良好的规章制度，同时还将西方新近出现的一些有利于创新和减少运营成本的好办法带回印度。
网络资源：以融合的姿态接触西方（英国），猎豹路虎强势回归。
在学术领域，一所中国顶尖大学的研究生院的美国主任（他也是我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个老熟人）也提到了他所在的组织中存在的文化双融现象：
直至读到你的演讲稿，我才了解了你所定义的文化双融主义。我喜欢这个提法。我对你并不了解，但我发现，比起文化双融这个中国表述，英文术语显得更加熨帖，更加有用。谢谢你，让我了解到你更多的著述。我发现，你的观点不仅在学术上有趣，而且对我所在院系的工作有明显的针对性帮助。
动态竞争理论的研究聚焦于两家企业的行动和回应的攻防。作为管理学和战略学一个相对较新的次领域，动态竞争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案例，说明了不仅可以在学术界运用文化双融理念，而且可以将这个理念推广至商业领域。我研究文化双融是否应该是动态竞争，前后持续了30年，从早期发表基础性的论文，再到最近出版专着，将研究领域拓展到合作型和关系型竞争（下面将讨论这一方面）。这一研究进展反映出这样一个趋向：动态竞争理论整合了东方哲学与西方社会科学，丰富了我们对战略以及隐匿于竞争背后的行为主义理论的理解。那么，东方与西方的联结究竟在何处？
首先，得回顾二元性这个概念，正如我们在之前所讨论的那样，二元性是中国思想的一大支柱，我们认为，这一思想为“行动—反应”学说（动态竞争理论的一部分）提供了概念基础。
其次，是相对性，东方哲学的另一大支柱，它构成了在战略纬度上进行成对比较（如市场与资源）的基础，而这正是动态竞争理论的另一部分。
另一个来自东方的观念也启发了动态竞争理论，即“人—我—合”,这个观念将两个对立面视为彼此互相依赖的统一体。在动态竞争理论的视阈下，”我”是一家焦点公司，抑或说是由该公司发起的一个行动，而“人”对应的是一个竞争对手（和/或合作伙伴）抑或说是对”对手公司”发起的行动的一个回应。
如今，我已阔清这些联系。离开台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将中国哲学研究搁在一边，钻研社会科学时坚持采用西方的研究范式。直到有一天，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传统的东方思维不仅与现代商业相关，而且与我当时正从事的西方式研究也相关。这一发现令我深感惊讶。在拓植动态竞争这个另辟蹊径的学术研究数年后，我终于迎来了茅塞顿开的时刻。动态竞争这一领域正在发展，新近的理论成果与我所提出的“超悖论”这个概念（该概念可能最终会被归入文化双融的研究）有所重合。2002年，我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对立面之间的互动关系类似于无声与有声的共舞的关系—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一旦离开对方，则变得毫无意义。从本质上来讲，平衡关涉整体性，在整体中，二元对立物、多极性和互补的力量各得其所。”
常言中的”点亮时刻”来到，与动态竞争的联系开始成形：处于竞争互动关系的两家公司（如二元对立物或互补力量）将不时地管理两者的关系，而动态竞争——涉及竞争与合作——从本质上来讲则是关系型的。事实上，动态竞争理论的两大核心概念时常被用于竞争对手分析和协作者分析：意识-动机-能力以及市场共同性/资源相似性。
因此，据我所见，动态竞争理论主要研究行动中的文化双融现象。当前，在动态竞争领域与东方思想衔接这方面，已经有了革命性的进展，我和同事丹尼·米勒研究员引入了这一观点：关系型的竞争超越了竞争本身，从而将竞争转化为合作。与一般人所持的竞争观（该观念认为，竞争与合作独立存在，独立发生）所不同的是，动态竞争理论视阈下的关系型或文化双融型竞争观将竞争与合作视为相互依存的对立体。
如今差异处处可见，表现为政党多极化，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相互倾轧的族群，以及“不惜一切代价要最终胜出的”竞争对手。不过，只要存在分裂和不合，我们便有机会运用文化双融的理念进行整合。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在文化理解与合作中出现一股统摄力量，这样一来，我们有可能消除误解，看似无法调和的差异可以和谐共处，并能以互尊互重的精神去构建联盟。这一观点是开展文化双融行动的关键。
在商业领域，是时候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之间推行双向学习了。能否成功创立一个可实现动态平衡的国际化商业模式，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与实践整合起来。文化双融的理念完美地整合这两大范式。有了基于文化双融理念的管理，包括管理者、决策者、顾客、行业在内的各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组织、社群和国家都将有机会确立长远的关系，实现长期的利益。
让世界变得更小 。我投入了职业生涯中的大量时间，致力于实现这个唯一的目标，致力于填平那些将人与人分隔、让组织彼此各自为阵的鸿沟，致力于促进文化间互解，致力于让看似毫无联系的地方变得互联互通。文化双融是一种思维模式，也是一个实用工具，我们可以将其运用到所有领域。文化双融是一个跨越差异、整合对立的持续过程，是我们在从事商业实践和实现所有人生追求的过程中，为获取平衡和持续进步而需采取的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