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斯坦福大学，与医学院、工程学院年轻的博士和博士后们交流，又与商学院和计算机学院的教授、研究员们交流，聊天中都不约而同的聊起了一个话题，就是2016年9月斯坦福换了新校长的事儿。我问难道不是因为第10任老校长约翰.亨尼斯(John L. Hennessy)已经在位任职了十六年之久，因此提出辞呈，所以才需要更换新校长吗？他们说：“是的，但是老校长的学术背景是计算机，而新校长的背景是生物和医学。”
我查了资料，斯坦福大学年度预算55亿美元，2100名教授（其中有21位诺奖得主），7000名本科生，9000名研究生。斯坦福因为研究和教学的优秀特别是以极富创造力的产学研一体化（IUR,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而举世闻名，不仅催生了全球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硅谷，奠定了生物技术产业，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杰出学子。这让斯坦福学生几乎就是“创业成功”的代名词，早早的就贴上了“创业黑马”的标签。因此，斯坦福不仅仅是硅谷的大脑，从科技创新的趋势来看，这所大学引领了美国，影响着世界的大脑。
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沈志勋说：“新校长选择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斯坦福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过去的几十年，斯坦福在物理科学、半导体、计算机以及网络领域都引领了潮流。而新校长的选择应该会反映学校对于未来一二十年斯坦福以及世界的一种战略期待。”
第11任新校长特榭.勒温（Marc Tessier-Lavigne）1959年出生于加拿大，2001年到斯坦福任生物系教授，2003年至2011年曾任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副总裁。2011年任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直至转任斯坦福大学。期间，他创办过生物科技公司，并先后入选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生物学家，并且不仅在研究、教育领域硕果累累，在产业、公司运营领域也都有着丰富的经历。
为何是一位生物背景的教授担任如此重职呢？这令我想到了2017年罗振宇的跨年演讲。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观看了这场令现场一万多人都魔障般入神，令柳传志、王石等这样的大佬也能聚精会神听完4个小时全场的演讲。其中罗振宇天才般的演讲才能固然重要，但我以为这更是得益于他演讲内容的精彩，而这种精彩正是来源于彼时尚未在中国上市的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书写的《未来简史》。
此前我就认真读了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之后不仅是以认真的程度，而是以做读书笔记的方式精读了其姊妹篇《未来简史》。我的初衷就是要探究明白罗振宇四个小时的跨年演讲，为什么能够同时震颤了上万名听众以及全中国同时观看的上百万观众的心弦。不少网络上的异议者们认为这是一个“妖言惑众”，靠耍嘴皮子混饭吃的人。看到这些，我便常常觉得这个世界的悲哀就在于不少人以自己的无知度量世界，或以自己所谓的一点专业知识“盲人摸象”、穿着“皇帝的新衣”而不自知。
令我深思的是，为什么一个非历史学家、非生物学家、非计算机学教授、非社会学家而且更不是哲学家的尤瓦尔.赫拉利可以洞悉这样的世界未来，并且竟能让全世界绝大部分有思想的人同时陷入了沉思，这其中包括无数我们可以喊得上名字的人物，以及最广大普罗的我们。
尤瓦尔.赫拉利写道：21世纪的新科技可能会彻底扭转人文主义革命。我们必须意识到，推动这个趋势的主要力量来自生物学的洞察，而非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认为，生物就是各种算法。一旦生物学家判断生物也是算法，这就等于拆除了有机和无机之间的那堵墙，让计算机革命从单纯的机械事务转变为生物的灾难，也将权威从个人转到了算法网络。（《未来简史》第312页）
因此，从这个观点看，作为引领着美国、影响着世界的斯坦福大学的新校长任命便显得非常不同寻常。我想，仅凭尤瓦尔.赫拉利独自一人肯定无法左右得了他们，但一定是掌握着人类命运的那些科学界精英或掌握至高权力的在位者拥有了与尤瓦尔.赫拉利一样的看法。只是他们不会像尤瓦尔一样为了卖点书赚点钱而已，因此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便隐藏在这些个看似平常的大学校长遴选过程之中。
我曾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中心数据研究所(SDSI)的Tina教授交流了两次关于数据的意义。在这期间我问了她一个关于存储单位的基础问题： “1000TB（1024GB=1TB）的数据是不是够大了？”，她说：“对于一般的数据公司而言，或许可以说是足够了。但是就数据的单位而言，现在已经有了PB，1024TB仅仅是1PB，而斯坦福大学的数据就是以PB为单位进行存储和分析处理，并且单纯的讨论这样的TB并无实际意义，因为数据太多了。”如此，我们便自然地讨论到关于数据背后的逻辑。就传统而言，这样巨量的数据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意义并不大，因为对于人类的脑力极限来说，这基本上都属于无用的垃圾，但是如果交给远胜于人类大脑的计算机之后，这些海量数据就顿时变成了超人的力量。Tina教授说：事实上，就生物学而言，计算机只是一个工具。
“最坚信数据主义的正是它的两个母学科：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两者之中，又以生物学更为重要。生物学拥有了数据，才让计算机科学的小小突破撼动了整个世界。”我说了尤瓦尔.赫拉利的这句话，倒使正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信息研究中心就读博士后的周牧博士非常振奋。他是工程专业出身的医学博士，十多年来主攻计算机智能医疗影像分析，目前其研发的智能医学影像增强设备已经有小批量生产，并且在大医院进行测试，据反映临床数据很不错。这是他正在进行的一个创业项目，他与我认真交流了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之后，我觉得这至少很符合未来的趋势，因为这符合计算机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合一应用。
对于第11任新校长特榭.勒温的生物学家背景，周牧博士给予了更多关注和期待，他说：“这一年来，医学院已经进行了很多调整，新建了不少实验室，而且医学院的大楼正在进行新的扩建，而这一切都是新校长上任后带来的变化。”他接着说：“我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生物医学将会是下一个风口，将会超过之前雄踞鳌头的计算机以及网络”。
我不由得联想起之前关于张公义教授CAR- T疗法的最新生物制药技术的探究以及这段时间硅谷大大小小的生物制药领域的路演和答疑。我想，斯坦福大学新校长背后的深意，就是告知可以读懂的小众们，这将是一个生化算法和电子算法合二为一的世界，而这一成就的结果就是打破了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最终将解决我们目前喋喋不休争论的机器人与AI的话题。
结论显而易见：这一切将不会太远，至少不需要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