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换挡与思维换挡： 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改革逻辑 (上)
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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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C on 09/11/2016 Sunday
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告别了之前30余年8%以上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了所谓的“中高速”增长轨道。纵观世界历史，没有任何国家能永远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而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保持高速增长，已是举世公认的奇迹。因此在我国人均收入步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际，经济增长“换档”是必然经历的阶段。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换档”未必成功，“改革”仍需努力！
在我国之前，远有巴西、阿根廷，近有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都是在经济进入换档期之后发展失速，掉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经济换档虽为必然，但是竞争力换档、政策思维换档却没能跟得上。
我国自身所面临的经济换档的根本原因，其实只需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名字就能概括。第一位是197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阿瑟•刘易斯，他提出了著名的“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可以利用其庞大的潜在劳动力从事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却能保持劳动力成本处于较有竞争力的低位。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潜在劳动力耗尽之时，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成本之前的关系就变为正相关了，增长带来的不是就业的增加而是工资成本的快速上升。随着拐点的到来，一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也就消失了。目前我国的农村留守老人、儿童问题以及城市中的低技术工种工资的迅速上扬就是我国越过刘易斯拐点的标志。第二位是1971年获奖的西蒙•库兹涅茨，人们根据他的“发展与不平等”曲线，推导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就是说一国在发展初期愿意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改善，即人均收入和环境污染成正相关关系，但是当人均收入达到小康水平后会开始追求环境质量，所以收入与污染就变成了负相关关系。因此当一国跨越了“库兹涅茨环境拐点”后，其污染型的采掘、石化、冶金等行业就会面临迅速攀升的治污成本，从而削弱其市场竞争力。我国人民对PM2.5的关注，宝钢、首钢等巨型企业无奈的搬迁，表明了我国现在已经跨越了环境拐点。
针对我国面临的后“双拐点”时代的挑战，李克强总理在上台伊始就强调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其后，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等口号，都是基于我国经济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诉求。然而逻辑虽然清晰，但是实践落实却困难重重。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成功地完成经济转型升级，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跻身发达国家的只有寥寥14国而已。我国想要在国际产业链上成功攀升，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建立自己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不能再简单照搬过去30余年的成功经验，而需要在改革思维上也实现相应的“换档”：改革不再是简单地释放区域性、行业性的政策红利，而是要在全球视野下考量如何建立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国际合作机制。转型升级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政策手段，市场化与国际化才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市场化改革已属老调重弹，那么新加入的“国际化视野”为何又如此重要呢？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体现出了本次改革与之前历次改革的关键性不同: 思维理念换挡。今时今日，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估计，甚至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以及第一大贸易国，201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36%，而美国的依存度则远低于我国。不仅如此，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环节，而美国处于下游，因此“承上启下”的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大有与美国经济分庭抗礼之势。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过去的20多年间我国股市波动几乎独立于世界股市的变化。但是去年6月底7月初发生的中国股灾却给全世界股市（除了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震荡。8月下旬央行对人民币展开了一次急速贬值，在一周之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了3%以上。央行的本意大概是希望快速贬值以达到所谓的市场均衡汇率，这样既可以挽救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的出口贸易，又不至于造成长期的贬值预期，导致资本外逃。但是与过去人民币汇率波动不同，此次人民币速贬的结果是各国货币应声而贬，而且导致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以及人民币的进一步看空，资本外逃规模惊人。据估计，去年9月至今年1月我国的外汇储备净减少逾5千亿美元，减幅高达13%！所以这次人民币贬值既没有有效降低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又加剧了资本外逃的恐慌，同时还给了各国指责中国“以邻为壑”的口实。
因此，我国的改革思路，既不能因循过往的成功经验，又需注意不要闭门造车，只有在立足全球经贸合作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才有意义。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贸易国和发展中国家，怎样的开放型市场经济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呢？我国如何在国际合作的背景下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呢? 笔者会在“经济换挡与思维换挡：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改革逻辑 (下)”中详细阐述。
感谢Joshua Tian的研究协助
本文作者：
陈波
灰熊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
自贸区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