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斯举了将近二十个城市的例子，其中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不是中国的重庆或者深圳，而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视角，某种意义上解释了埃尔多安稳固的执政基础以及他下一步政策的可能走向。盖奇康都是“落脚城市”概念的土耳其版本，它描述了在伊斯坦布尔的边缘地带由新移民们所创造出来的新社区。在这片最初什么都没有，而且产权名义上属于政府所有的空地上，新移民以夜间工程的方式，盖起了房子，并开始为保卫他们的社区进行了斗争。动荡中的政府一开始无力对这些既成事实的社区采取清除行动，而后为了争取支持逐渐地开始提供便利设施，从一开始没水没电没有公交到后来逐渐拥有新的建筑，而最根本的改变在于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特赦法令让所有建设的房屋就地合法。这些边缘城市和边缘社群让原居民越来越不安。70年代的时候这里成为许多激烈冲突的发生地。到了80年代初暴力冲突被中止，因为军方宣布国家的世俗化状态受到威胁，发生政变，乡村人口涌向城市的迁徙活动被停止。盖奇康都的政治派别冲突被中止，但是随后所有的社区被就地合法。83年军管状态结束，奥扎尔总统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包括货币，出口等方面。但是他最具革命性但又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是对盖奇康都社区特赦。这次特赦与之前那次不同，不仅把占地居民转为合法纳税人，还让他们对自己临时搭建的建筑底下的土地取得所有权。这些原本跟城市居民对立严重的人一下子变成了有产者，跟他们利害相关了。这个政策立竿见影。这些革命性的无产者立刻转变成为了开发商了。这笔资产可以用来获得租金收入，可以抵押给银行获得资金，为新一批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根本性的条件。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代表落脚城市的政党——福利党。他们当时推出的市长候选人正是今天的总统——埃尔多安。他是一个标准的外来移民。1994年选举的时候，福利党横扫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的既有人口已经成为了少数，超过60%的选票来自盖奇康都社区。伊斯坦布尔人口的变化跟19世纪欧洲以及北美都市出现的变化很相似，这对于原来的伊斯坦布尔的精英人士是政治灾难，他们突然被一群暴发户似的新兴中产阶级淹没，这群人不仅妇女戴头巾，而且政治权力也呈现一种陌生的形态。今天人们对于埃尔多安的指责也是一样，说他的老婆和女儿都带头巾，所以他是一个伪装的伊斯兰主义者。但比较起来，他更应该是这些新移民的代表。1997年，在军方坚持下福利党遭到制裁不得参与选举，埃尔多安也被判坐了十个月的牢房。但是到了2001年，土耳其面临金融崩溃。福利党分裂。其中的伊斯兰主义者组成了幸福党，而埃尔多安和他的盟友组成了正义发展党。这个当被称为外来人口的终极政党、盖奇康都的全国代表赢得了大选。一直到今天的政变发生，很多人在想为什么之前那么多次军人政变都成功了，而这次却那么容易被埃尔多安控制。一个根本性的民意基础在于，埃尔多安代表了这些落脚居民的利益，而这些落脚居民正在成为选民的大多数。
而另一个担忧，担心埃尔多安会不会越来越伊斯兰化，我不了解他的个人，但是从他所代表的这部分人，或者说从民意基础上来看，世俗化是不可逆的。当年凯末尔启动了世俗化，也可以说是世俗化选择了凯末尔；今天也是一样，埃尔多安上台是符合了世俗化的需求，安居乐业好生活的需求，他今后也不至于会偏离太远。
这可以视作是落脚居民成功的标志。而另一则新闻所折射出来的则是那些终究也未能完成这一转化的居民落草为寇。继尼斯恐怖袭击之后，德国巴伐利亚小城维尔茨堡又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一名17岁的阿富汗难民一列火车上用斧头和刀砍伤了三名乘客，随即被警方击毙。
这次恐怖袭击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其背后却有一些地方值得深思。这个已经到达了德国在寄养家庭住了一年左右的人仍然会被IS吸引，对于给他落脚之处的城市非常大的打击，也让他们有些无所适从。
反思德国接纳移民的胸怀，政治上无疑是正确，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没有在他们的社群中去融入社会，而只是作为一个个体被接纳到新的家庭中，新家庭付出了很多，但是无法复制生态。他们就像一个被嫁接的果木，成活率很低。
也有人在讲同样是接纳难民的区域，为什么荷兰的伊斯兰族裔比法国的伊斯兰族裔参加恐怖袭击的要少。因为他们的社区与周边社区的融入程度更高，法国的警察平时是不敢进少数族裔社区的，而荷兰的警察则与这些社区的居民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