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政治风险：跨国企业政治能力的培养

跨国公司的定义是公司的总部在一个国家而至少在另一个国家设有分公司。这就意味着跨国公司至少要和母国和投资目的国两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企业在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同时需要满足当地政府的诉求。培养企业的政治能力(political capabilities)是跨国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企业首先要了解当地政府的需求。政府对外企的需求一般包括税收、就业、技术传输、出口创汇。政府实现这些目标一般依靠对外国企业特定的税收政策，以及对收入多大的比例可以转出境外加以限制。政府有时也会明确要求雇佣的人数总量或者要求企业在就业机会缺少的地方建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会特别希望外企进行技术传送，从而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力，所以技术领先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青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奉行的“市场换技术”的理念就体现了外国企业技术传输对于换取市场的重要性。另外，出口创汇也是很多政府的目标，因为出口总体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比如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汽车企业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除非这家公司会有很高的汽车出口比例。

在了解了当地政府希望外企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之后，企业需要进一步了解政府谈判筹码的力度。如果投资目的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或者稀缺的资源（例如自然资源），如果有很多跨国公司都有投资意向，那很显然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会拥有很强的谈判力度。对于企业而言，提高自身的谈判力度大概有四种方法：

第一，企业可以寻求在更多的市场进行投资。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基本金融投资理论同样适用于企业的跨国投资，这样企业既可以降低风险，也增强了和任一国家政府的谈判力度。比如华为因为面临各种政治风险而不能打入美国市场（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强烈建议美国公司不使用华为的通讯设备），华为就积极开拓欧洲市场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第二，企业可以延迟进入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或者只是进行少量的投资，为以后进入该市场做好准备。但是推迟投资的弊端是企业可能会丧失成为市场老大的机会，这也解释了尽管中国和印度都属于政策风险很高的国家但是很多外国企业还是愿意进行大量投资。比如虽然进入印度的批发业和零售业的条件非常苛刻，宜家、沃尔玛和苹果公司为了抢先占领这个未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还是愿意对政府妥协。

第三，企业可以以各种形式成为当地政府的朋友。企业可以雇佣有政治背景和经验的人作为高管或者董事会成员，以这种形式获取政治信息和知识，和政府建立联系在西方非常常见。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大量从政经验的人经商，或者有大量经商经验的人从政是很常见的现象，美国的现任总统就是最好的例子。除了录用政治人才，企业也可以通过和当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来拓展政治关系，提高政治能力。在这里举个例子，关于英国石油公司(BP)在俄国的发展。俄国的政治不确定性众所周知，俄国又是资源大国，对BP极其重要。BP从最初与俄国的富翁集团合作到与富翁集团打官司到最后与俄国的国有石油公司合作，这一系列曲折的故事说明了BP在不断探索如何与俄国政府建立友好的互惠互利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一个公司想培养政治能力，可以参照石油公司全球扩张的经历。同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现任国务卿此前是美国一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第四，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名声来增强谈判能力。但这也是一个风险很高的方法，可能只适用于部分企业。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谷歌在2010年因为无法和中国政府就censorship的问题达成一致而退出中国市场。这个决定的直接后果就是谷歌失去了中国巨大的市场机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由2009的36%跌至2014年的2%。另外一个案例就是Uber, Uber 就像一位勇士，所到之处就要打破旧的规则，建立新的规则。这种方式的后果就是Uber和当地政府，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司机发生直接的冲突， Uber全球化的进程也因此放缓。但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Uber最终还是能够说服当地政府，从而改变了游戏规则，就这一点而言Uber的政治能力非常值得研究和学习。

很多中国企业还处于跨国经营的初级阶段，对于那些深受政治环境影响的企业而言，想要扎根海外还需要培养企业的政治能力。首先要学会雇佣有政治背景的人才，或者和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建立联系，从而了解政府的需求和政策的动向，以达到降低政治风险的目的。另外，政治能力也体现在通过游说政府来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当然，人的精力和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公司的高管团队过分关注政治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市场能力的培养，企业的业绩也很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所以企业需要在这两种能力之间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