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一个小镇长大,不过幸运的是,那时我的床头摆放一些中国经典著作,如《四书》这样的儒家经典名著。研习经典,特别是价值亘古不变的世界经典,让我发自内心地愿意去了解他者文化,树立起毕生追求文化双融的志向。那时,我寻找着差别,对不同的视角开放,这为我在东方西方的观念和实践之间寻求一种略带悖论意味的平衡奠定了基础。一路走来,两位大师一直在帮我缩短这段旅程,他们是爱新觉罗·毓鋆和威廉·纽曼(William H. Newman) 。毓老师是中国末代皇帝的侄子,我离开台湾前往美国之前,有幸师从(?)从师于他,涉猎了中华文明顶峰时期(即公元前八世纪至三世纪)的经典著述。我沉醉于研读孙子的著作,这段经历对我后来从事动态竞争理论研究影响深远。到美国后,我师从比尔·纽曼((William H. Newman)教授。教授的后半生,一直给予我谆谆教诲。纽曼是管理学巨擘,活跃于多个学术组织,执教沃顿商学院和哥伦比亚商学院,曾任美国管理学会第六任主席,此外,他还投身商务实践,初入商海时曾得到麦肯锡咨询公司创始人杰姆斯·麦肯锡的提携。纽曼给我两点建议,让我受益终生:一是矢志不渝地实现最大程度的诚信和正直;二是超越可见的景像和肤浅的表面,尽力看得更远。纽曼先生对中国式思维和管理理念(他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很多中国朋友还要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在当代东西文化桥接的早期阶段,他是一位追求文化双融的先行者,也是集大成者。纽曼与毓鋆一样,潜移默化地引导我去领悟文化双融,桥接东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