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换挡与思维换挡：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改革逻辑 (下)

陈波

最后更新 2018/03/01

上文提到我国的改革思路，既不能因循过往的成功经验，又需注意不要闭门造车，只有在立足全球经贸合作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才有意义。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贸易国和发展中国家，怎样的开放型市场经济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呢？我国如何在国际合作的背景下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呢?

第一个问题其实已有了非常明确的参照标准，也就是以TPP为代表的所谓高水平贸易与投资协定的主要要求。经过6年多的谈判，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于去年10月正式在包括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越南等12个太平洋国家间签署了部长级协议。因为TPP开放的力度和广度远超现在的WTO，被认为是高水平投资与贸易协定的典范，故而许多学者亦称其为WTO2.0。根据美国贸易委员会（USTC）公布的协议内容，总结起来， TPP的主要要求在于货物贸易全面自由化（含农产品贸易），市场竞争规范化（即按美国标准设定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境保护标准等），服务贸易全面开放（关键是金融服务领域）以及政府在竞争中中立，并以透明公平的法律平等对待所有成员国企业。TPP虽然主要代表了美国的利益诉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称得上是目前国际经贸协定的范本。我国虽不一定会加入TPP, 但是大至WTO推动的多哈回合后续谈判、服贸谈判（TiSA），小至我国与许多国家展开的双边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BIT）谈判，都包含与TPP协议内容类似的要求。因此我国的改革，必定要以适应这些高水平经贸协定的要求为方向。

正如我国历次重要会议中反复强调的，我们将以上海自贸区（以及新的三家自贸区）为试验田，试行适应开放型市场经济的改革措施，然后将其改革成果复制推广至全国。因此虽然名为“自贸区”，但是区内改革事实上就是我国未来改革的缩影。了解了自贸区改革的方向，便可以更直观地理解我国改革的逻辑和走向。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明显地呈现出“五化”特性：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便利化、投资准入简明化、政府监管中立化、市场竞争法制化。自贸区改革区别于以往的最大点就在于改革政策并非在竭力“引导”区内的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而是为良性关机竞争环境中的优胜劣汰、优化配置提供制度保障。显而易见，自贸区改革的目标与TPP的主要要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针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型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改革政策不应也不能只盯着国内。第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面对疲弱的传统市场，除了扩大内需之外我国急需为自己的商品需找新的市场；第二，作为居于全球价值链中间环节的我国，稳定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对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三，我国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为我国即将被淘汰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重污染产业）寻找合适的转移地点；第四，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比重越来越大，我国正在积极发展服务贸易，期待建立起在教育、科技、医疗、旅游文化等服务业方面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第五，我国正努力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地位，因此需要与各国协商，争取在国际金融和实体资产的交易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用于服务以上的经济战略目标。但是要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设想，除了形成与参与国“共赢”的预期外，我们也必须要有良好的参与规则。除了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这些传统的WTO措施外，我们同时也需要一带一路参与国为我国的投资准入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金融开放政策、为服务贸易开展做好必要的准入对接和便利化、为我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和经营营造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和良好的法律保障。而这些诉求在大方向上其实都是与国际高水平的贸投协议要求高度一致的。其主要区别只是在于在开放时限和范围而已。纵观我国，目前能为一带一路提供高于WTO经济合作规则的地方只有自贸区。自贸区在适应以TPP为代表的国际高水平贸投协议要求的同时，已开始将试验成熟的政策法规向全国复制，当然也可以作为我国的规则要求，推广到一带一路参与国。

总而言之，经济增长“换档”的同时，我们的思维也需要转换：之前的世界经济规则就是中国适应的目标，现在我们既要继续适应现代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要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经济游戏规则，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进行国际化。因此当下的改革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大局观，世界的就是中国的，中国的也会成为世界的。

感谢Joshua Tian的研究协助

本文作者：

陈波

灰熊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

自贸区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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