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关系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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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C on 07/14/2016 Thursday
新闻中经常听到两国元首互访，两国发生领土纠纷(比如中菲的南海争端)，某国对其他国家实行经济制裁或者经济援助，这些活动和事件究竟对两国企业之间的跨国投资是否有影响? 如果有影响，那么又有哪些企业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另外，企业在选择哪些投资国的时候会格外看重外交关系呢？笔者和中欧商学院的教授们一同就以上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对企业的投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从良好的两国关系当中获益。
国家层面的数据已经显示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直接投资深受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比如，美国政府在东道国的政治影响直接导致东道国对美国企业的进口，再比如有些国家高层接受达赖喇嘛访问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会减少对这些国家的进口。另外，有学者发现，军事冲突会减少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但是安全联盟会增加这些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很多个体案例也显示两国的外交关系走向对于跨国企业投资战略和业绩有相当的影响。2012年，中海油最终能够成功购买加拿大油气公司尼克森是与中加关系的改善密不可分，同样在2012年，中日就钓鱼岛领土争端纠纷导致日资企业在中国的业绩大幅下降。中日不稳定的外交关系也直接导致了日资企业纷纷投资东南亚来扩散风险。今年美国和古巴的关系缓和也直接导致大量的美国企业蜂拥而至古巴寻求发展机会，同样伊朗和欧洲各国的关系提高也为欧洲各国到伊朗淘金创造机会。
我们利用中国上市企业1992-2014年在海外建立分公司的数据分析发现，中国上市企业更愿意到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去设立分公司。我们认为两国友好的关系会帮助企业加入一个网络，就是两国外交官和企业家的网络，企业可以从这个网络中获取至少三种好处: 更多更好的投资信息和机会；规避投资目的国的政治风险；获得投资目的国政府的认可从而获取投资的合理性。我们也发现，国有上市企业相对私有上市企业而言，更愿意投资到对中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母国政府的帮助，母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发现或者创造投资机会，首先会想到国有企业。比如说中石油之所以能够打开巴西的市场，要归功于中国和巴西两国关系的提高，中石化从而获取和巴西国企Petrobras的合作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走出国门还受到特殊的挑战，就是合理性挑战，很多国家认为中国的国企投资目的不单纯，具备政治目的，可能会威胁他们的国家安全，因此这些国家会给国企投资设立特殊障碍。那么对于国企而言，投资到对中国友好的国家遇到的合理性挑战就会小很多。
以上谈到国有企业如何从两国友好关系的网络中获取利益，那么私有企业是否也能够从两国关系中受益呢？我们发现，中国的上市私有企业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政治关系（political connections）。我们是这样定义私企的政治关系的，只要企业有高管或者董事曾经在国企工作，或者曾任或者现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那么这家私企就和政府有关系。我们发现如果私有企业里有高管或者董事曾在央企工作，曾任或现任全国人大代表或者全国政协委员，这些企业未必一定会选择与中国关系友善的国家，但是如果投资目的国法制不健全，有很高的政治风险（比如当地政府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巧取豪夺跨国公司的财产和收入），那么这些企业就会利用他们与母国政府的政治关系设法降低在投资目的国的风险，也会设法获取投资目的国政府的青睐，从而获取优惠政策和待遇。反之，如果投资目的国法制健全，企业通过外交网络获取的利益就会减少很多，因为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政治风险相对低，企业遇到挑战会减少。而且，在这些国家，想通过和政府的关系获取特殊待遇的机会也会减少很多，政府不会只是因为和一个外国政府关系好，就把合同给予那个国家来的企业。
其实不只是中国企业，很多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也会积极发展和本国政府的关系，从而利用本国政府的外交网络。比如说，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就充分调动了其国内的政治关系网络以及中德的友好关系来扫平在中国投资建厂的障碍，这为大众长期占有在中国汽车市场的老大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的旅店公司比如Marriott, Starwood能够很快在古巴找到市场机会和合作伙伴，和他们与美国政府良好的政治关系不可分。另外，法国的波音、雪铁龙集团能够很快进入伊朗市场也是由于他们发挥和法国政府的政治关系的优势，成为法国政府和伊朗政府关系改善后的赢家。
我们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中国的央企比有政治关系的私企更愿意投资到与中国友善的国家，这说明前者在国家友好关系中获益更多。我们认为央企和政府的政治关系比私企的更加稳定，政府与前者是投资关系，是投资人，而与后者是个人关系，是政客和企业人士之间的好处互换，这种个人的政治关系是会受到企业高管或者政府官员人事变动的影响。所以说，私有企业在建立和维系与政府关系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因为关系的变动不但可能导致企业的利益受损，甚至还可能名誉扫地。总之，我们的研究发现政府可以为本国企业对外投资铺路，改善提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为企业创造投资机会，也会帮助企业降低投资风险，获取当地政府的认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笔者的以往研究发现中国政府通过大量的贷款、基建项目的扶持发展和非洲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中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还有政治关系强的私有企业，创造很多投资机会，也大大降低他们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以及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也和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有相似之处，也都会给企业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
虽然国与国的关系对企业在当地发展很重要，笔者认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仍存在局限性和潜在危机。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在效仿中国的战略，想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成为中国政府的竞争对手。比如，奥巴马在去年访问非洲时强调，美国是非洲更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只局限在利用本国的劳工建设当地的基础设施，以及索取当地的自然资源(暗指中国的模式)。真正的经济关系应当建立在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帮助非洲人民提高能力。他认为在这些方面，美国更有能力促进非洲发展。暂且不管奥巴马的言论是否有实证依据，中国企业的确需要更多的考虑投资当地的社区建设，提高社会责任活动的质量。中国政府可以帮助企业打开进入一个国家的大门，但是不能够保证企业会获得在当地社区、雇员、环保主义者等的高度认可，而这些因素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业绩。这些内容笔者会在之后的文章中详细讨论。总之，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还是要靠企业本身的竞争优势，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依靠政府的优势可能会帮助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市场，但是要想长期发展，保持领先竞争者的优势，企业还是要提高自身的造血功能，要依靠自身的技术、品牌和社会责任活动。
以上文章的主要内容摘自：Jing Li, Yuan Ding, Klaus Meyer & Hua Zhang. Who cares about diplomacy? The location choic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6. Working paper at Simon Fraser University.